四、網路兩性溝通之研究 真實生活中，兩性的溝通既然是有差異的，而透過網際網路的媒介，男女兩性使用的語言有無差異呢?其溝通內容與行為表現是否複製了傳統的性別角色之判準呢?

(一)網中兩性溝通研究開端Susan Herring是最由提出兩性線上溝通研究的學者，她使用民族誌法分析網上族群討論的文章和內容，研究的結果顯示兩性的網上溝通是具有差異性的，而這些差異根據話題、數量和討論的態度區分為兩個類目，前兩者是指關係種類的差異，而態度分類則是指兩性間言語溝通上的差異。Herring的研究採用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中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架構分析網路上兩性溝通的樣態。研究發現CMC複製了日常生活中男女不均勢的樣態分析討論如許多女性主義者對公共領域的看法，強調「多公共領域」的存在。Susan Herring(1993)指出兩性分類在線上的討論中，男性傾向帶領話題的討論在主流文化之中，男性喜好對抗和競爭的方式，要求更多的空間；女性則傾向更多的同情與合作，女性被鼓勵透過不同的聲音和交換彼此的經驗，去達到更大的理解。在刊登文章上，男女不但使用著可以區別的刊登形式，而且也透過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在解釋他人的行為，女性通常會優先喚起優雅的道德意識和考慮他人的需求；男性則偏好以競賽或是自由的規則與懲罰來喚起道德意識，主要表現在網路上的論述過程。而這種論述，究竟在這樣的一個場域中，兩性的互動文化，還是依舊以男性為主導嗎？或者是一個更為平等的兩性空間的開設呢？也許藉由這個女性賦權的過程，兩性間的價值觀將產生一種隱含的能動性存在。

(二) 兩性在網路世界中所處的溝通情勢以網路討論群為研究對象，Herring(1993)呈現出網路上兩性語言溝通的差異，質疑電腦中介傳播是否真的促進了民主的討論。她的研究結果發現，儘管新科技擁有民主的潛力，但實際情況卻是一小部分的男性主宰了整個討論。男性使用的語言傾向於敵對(adversarial)，從不必要的展示知識、強烈主張自己的觀點，到反駁、輕蔑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兩性使用的語言修辭有著明顯的差異。男性在語言修辭上採用自我推銷和敵對的策略，在溝通的過程中，女性受到男性的檢查；男性的反應不是忽略女性的發言，就是試圖顯示她們的參與討論不合法(delegitimize)。這種語言溝通的方式使女性感到不舒服，因此自然較少參與討論。根據Herring的研究發現，在兩性實際參與線上活動的數量上，男性的參與總數高於女生。她認為當女性在討論區表達她個人的信抑或觀點時，男性總是公開地反對這種表達自信的行為，所以當女性嘗試想要平等的參與線上討論，卻成為男性不滿或中斷討論過程中選擇沈默的女性，是對抗在男性領域中常見的溝通過程中權力和優勢的分配。若將網路空間看成一有規範的區域，對於線上帶有的傳統性別角色暗示，網路形成為男性主控地位的空間，女性則會感受到被威脅與隔離。

(三)兩性網路溝通語言之差異在Herring的研究中，兩性在語言溝通上的差異是由態度這個類目來討論的，而女性較男性多以面對真實世界的態度來參與網上的討論。Herring證明兩性可以用語言和修辭上的組成來辨別差異，她指出了男性語彙具有(強烈堅持主見；自我推銷；假設性的；修飾後的問題；權威傾向的；挑戰他人；幽默／諷刺)和女性語彙(較少堅持主見；辨解、替代性；詳細、正當的理由或藉口；直接的問題；個人傾向的；支持他人)的不同處。這些傾向是以群組討論中的訊息為基礎所做的觀察和分析。在CMC的溝通場合中，使用者可能會感受到特殊的性別規範，雖然互動雙方會刻意適應線上溝通的情境，但事實上參與溝通的兩性在CMC的情境中其實還是遵照FTF的性別規範來進行互動—即複製了現實社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於網中了。Herring的研究是支持了兩性在線上溝通時維持社會既有性別結構的論點，在網路上以工作為目的的團體中，她分析了成員間電子郵遞名單的訊息，發現了如果是以男性為主的訊息，其內容談論的大部分都是有關對立的互動，而以女性為主的訊息內容則談論大多是與人合作的互動；女性的訊息在其中扮演的是支持性的功能，男性的訊息則是傾向於對立及批評對方。Lea和Spears提出，在CMC中，男性的訊息通常較女性更長，而且使用較多「男性的」語言(如果斷、堅持、挑戰、批准等口氣)，相較之下，女性則傾向使用較少對立性的言詞及命令式的風格。這些兩性線上溝通的特徵同時也出現在面對面溝通的情境中，而且希望這些兩性溝通特質在網路消失似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Spears和Lea也提到，傳統的兩性權力差異反映在發言權的掌握、對於回應訊息的注意力程度，以及溝通風格。

(四)網上性別角色的複製網路科技與傳統大眾媒介(如電視、報紙、收音機)的主要不同，在於其具有互動、回應的特質。使得人們的溝通行動變得與過去大眾媒介時代的方式不同。網路媒介創造出全然不同的公共領域意義與型態，網路參與的互動性、主動性、主場選擇等特點，事實上是提供一個較優良的公共領域發展條件—女性會因此更積極的參與討論、增加主動性，但刻板意識依舊複製在言語中。因為在線上溝通的過程中，參與溝通的個人傾向於想要知道與他互動對方的性別，所以CMC情境中的性別結構似乎仍帶有與面對面溝通相同的包袱，CMC的情境與現實社會中的溝通情境一樣具有某種約束性的暗示。在吳姝蒨研究結果中提到，「電腦中介傳播」不只是傳播媒介，同時也是一個可以培養溫情與情感知識的社會環境，缺乏社會線索不會成為關係發展的因素；此外，「虛擬關係」的發展和再現，會呈現出分享、接近等與真實社會人際關係相同的關係內容。 既有的資訊科技體系的結構理路是一股無以敵擋的社會力，它所具的內在理路本身多少決定了人們彼此之間的互動模式，也影饗了人類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從之前的論述與相關研究中，我們可知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與行為互動，在虛擬社群中同樣也會有所發生，因此日常生活的利社會行為也會在網路世界中開展。